基辛格后继无人,美国与中国耗上犯战略性错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日前刊文称，上一次美国大选年，人们用“两场战争，一场危机”来形容当时的美国，认为美国实力下滑甚至走向衰落；而对当时成功举办过奥运、世博会的中国，则用“中国世纪登场”、“中国崛起”来描绘，中美力量对比“中升美降”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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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s# ^' v2 P; G! }+ K6 Q　　2016年迎来新一轮的美国大选年，由于美国经济复苏而中国经济下滑，谈论更多的是“美国强势回归”以及炒作新一波“中国崩溃论”。与此相关，美国一度失去的信心似乎重新找回，战略界、学界对所谓“中升美降”、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势东移等少再谈及。

　　因当年的金融危机而断言“中升美降”，又因今日的经济形势而认定“美兴中衰”，这种大起大落的简单化判断带有极强的情绪化色彩，显得不科学、不理性、不客观也不合逻辑。事实上，客观、综合分析，影响未来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走势的两个大趋势并未改变。

0 w  a# l+ Q8 G0 R　　一是，中美力量对比逐渐拉近的趋势没有改变。判断一国实力，既要看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等有形的力量，也要看政治力、战略力、国际影响力等无形的力量。以此看今日之中美，可以发现，美国经济虽在复苏，但国际影响却在下滑；中国经济虽然减速，但国际影响大幅提升。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复苏是以部分牺牲其国际影响力来实现的。比如，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搞量化宽松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区域矛盾搞TPP割裂东亚一体化，为拼经济而丧失对乌克兰、叙利亚、极端伊斯兰等重大危机的领导力。其结果，美国经济虽然上去了，但全球经济依然在危机边缘徘徊；美国元气虽得以恢复，但世界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是一种“自私性复苏”或“吸入式增长”，本轮美国经济复苏未带动全球经济整体性复苏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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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7 J* p  P! W5 w1 n9 g　　中美关系走向备受瞩目

1 I$ `% C' t( x　　反观中国，经济虽在减速，但是主动调结构、转方式的结果，是为了自身经济运行更健康、全球经济发展更均衡。同时，通过“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倡议和行动，中国对外传递出希望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快车”、愿同世界各国分享经济发展成就的正能量。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是当前国际格局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二是，中美两强与其他诸强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没有改变。即使从经济本身看，201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2.4%，总量达18.13万亿美元，确实靓丽抢眼，但中国增速6.9%既在预期之内，也仍成就非凡。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民币，与美国的差距仍在缩小。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再只是美国一家。根据IMF预计，2015年日、德、英、法四国GDP之和为12.77万亿美元，而中美之和则已高达近29万亿美元，两者相差超过16万亿美元，而2009年这一差距则大约仅为6万亿美元。

　　这两个基本趋势意味着，中美实力拉近的大趋势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也由此，中美两强战略竞争性愈益加强、战略博弈的全面性更加突出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对这一现实，既没必要有意回避，也无需刻意渲染，关键在于如何面对。中国提出愿同美方探讨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基于对上述两大趋势的总体判断，以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危机意识和主动塑造、建设性合作的积极姿态，从历史视野和战略高度去谋划中美关系的未来。美国一些战略界人士往往从权宜论、阴谋论、谋略论的狭隘角度去看待这一努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其谓也。

　　美有可能再犯错同中国耗上

　　当前需要美国人把握事态、摆正心态、端正姿态，否则可能错失良机，阴差阳错地犯第三次战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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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 X, b1 D! x* k$ N) ?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犯过两次大的战略错误。第一次是错误地将苏联的解体视作“美国战胜苏联”的结果，而忽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进而冷战后美国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胜利者姿态对待俄罗斯：一面开出“休克疗法”错方，各种对俄援助口惠实不至，令俄罗斯经济陷入凋敝；一面继续穷追猛打，加速北约东扩，将俄逼入墙角，使俄罗斯安全上感到威胁。更严重的是，美国政界学界普遍蔑视俄罗斯，对普京的一举一动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反应过度，缺乏对俄罗斯内外行为及其动因的深刻理解和起码尊重。如今，美俄非但没能实现和解，反而重新走向对抗，甚至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由于这种状况，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复杂难解，倒霉的是欧洲、中东乃至全世界，最终将殃及美国自身。

　　美国犯的第二次战略错误是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错误地将各国对其反恐的支持理解为支持美国为所欲为，因而将反恐的清单越拉越长，“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庇护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将反恐战争当作清除异己的工具，滥用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结果，萨达姆政权终被推翻，而伊拉克状况更加恶劣。受此拖累，中东局势每况愈下，甚至陷入目前僵局无解的局面。

　　由于有在欧洲和中东这两次重大战略错误在先，我们不得不担心美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再犯第三次战略错误，即错误地将日菲越等国请美国插手东海南海事务理解为亚太各国欢迎美国遏制中国，进而无原则或不分青红皂白地偏袒同中国对立的当事国，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一举一动肆意夸大，最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同中国“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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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美国成心想这么做，利用各种矛盾编制一张全面遏制中国的大网，则另当别论，那意味着美国在战略大势上陷入思维盲区，似不符合奥巴马倡导的“多伙伴世界观”和“巧实力战略观”，也不符合中美各种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现实。假如是因为误判形势、误读中国或因白宫管束不了五角大楼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战略界则真的需要三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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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除了年届九十思想依然能与时俱进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外，还有多少美国战略思想界人士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思考中美如何在亚太和平共处？奥巴马去日无多，忙着思考留下外交遗产，求稳有余创新不足。中美关下一篇系有可能沦为技术官僚的一项应景式工作，被情绪化所主导，被“第三方”牵着走。果如是，美国离第三次战略错误就真的不远了。这正是当下中美关系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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