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买办型”经济结构缺乏内生增长动力。这次印度多项经济指标暴跌并非偶然,而是呈现出许多趋势性下行的征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印度社会存在一种倒挂式的经济发展现象,农业和工业都是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服务业却十分发达,而且越是高端的服务业显得越是发达。/ r% Q% i; x' y0 @ n6 Y-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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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的产生来自于印度的服务业主要是承接了西方国家产业链中下游的外包订单,并且服务业发展和分布的状况十分分散,从而形成一个严重依赖外部因素的“买办型”产业结构。7 ?9 j: ~7 u. |3 j8 @; M7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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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型”产业结构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直接略过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本国经济比重突飞猛进。相比之下,印度工业产值占比从1950年到1981年,数据从13.6%缓慢上升至22%,而到2006年仅上升至24.7%,也就是说近30年的时间里印度工业的发展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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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比较强的支撑因素,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被撕裂成相互脱节的“孤岛”,无法形成内生性的增长正循环。从这次印度实施废钞令的乱象中看出,印度只有一半人拥有银行账户,平均每10万人只有10个左右的银行网点,全国只有20万台ATM机,主要集中在6个大城市。而在中国,不论城市乡村电子支付已经走向普遍化。印度虽然是IT大国,但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做大国内市场、拉动国内的消费,无法对国家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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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当前GDP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固有的“买办型”经济结构如同“没断奶的孩子”,支柱产业严重依赖外部带动,致使经济体系结构长期畸形发展,国内潜在的市场规模得不到激发。因此,印度经济的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当国际环境趋于紧张、世界经济普遍低增长的情况下,其本国经济的发展难题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d/ S9 X" H* e* _* u) r1 A& l
' s. {- c0 b7 o, {4 ]6 c 第二,“包养式”国家建构导致治理能力薄弱。而印度历任政府对这些问题也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需要国家先行,在强政府的引领下乘风破浪。但印度的国家主权建立在英帝国殖民者主权让渡的基础上,直接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制。( W3 `' T) Z$ L, D( x
) M( O1 Z7 _# ?# R 但是对于印度本身而言,国家基础能力建构的过程是完全被“包养”的。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以及基层政权建构,直接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嫁接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在中央,议会绑架了政府,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在地方,各方势力各自为政,阻碍中央集权。政府的动员、吸纳和整合能力受到压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规划都难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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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后劲不足,超前的政治模式阻碍了印度应有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建设,没有基本的治国能力,其他任何努力都举步维艰。印度想要弯道超车,依然按照过去“买办经济”的思路发展本国支柱产业,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显然是困难重重。很多发展阶段绕不过去的,莫迪改革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回头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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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静态化”阶层流动深化社会不均衡发展。印度社会的城乡二元机制鲜明,城乡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经济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但仍然社会的许多角落依然残留着“封建”痕迹。种姓制度根深蒂固,高种姓以及新兴低种姓的宰制权贵在农村实际上过着大领主一样的生活,由一个家族支配一方水土,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真空的状态。3 i; t. R* H8 J8 g, B& }7 K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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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基层生态,把印度分割为一个个小单元,缺乏广泛的认同感和价值观,难以达成共识,无法有效进行大规模的资源调配和整合。反映到经济上,印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有限,对工业部门的投入已经不多,再加上土地贵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又抽走一部分资本和政策倾斜,导致工业发展进一步减慢。地方和阶层的分裂现阶段体现出的基础设施缺乏即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工业要发展需要土地、劳力和自然资源,但土地贵族对土地、人口流动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阻挠了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发展瓶颈。" \ y6 [% W4 g+ ~6 u! Q;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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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的长期存在还使印度社会阶层断裂、贫富分化严重。广大底层民众缺乏上升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丧失了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来改变自身命运、争取幸福生活的欲望,社会各阶层流动相对固化,无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集群”,使“人口红利”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导致印度难以通过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 莫迪改革未能回应印度转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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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改革触碰到了“深水区”的结构性难题,并给印度社会带来了“雪崩式”的经济衰退,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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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m1 @% m# F+ b0 ~* p5 z( }2 t 首先,莫迪改革未能找到印度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只练“招式”,不修“内功”。前文提到印度对外部严重依赖,“买办经济”尚未断奶,难以拉动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莫迪的改革措施并未回应这一经济结构性问题,印度仍然没有找到摆脱外部依赖的经济发展道路,没能建立内生的增长模式,带来新的增量空间。只存在于个别城市且产业链条短小的外包经济,创造不出足够的经济发展推动力,难以支撑印度整体的工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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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莫迪改革未能直面印度社会的“沉疴痼疾”。在改革路线的选择上,不攻坚,只敲边鼓。虽然莫迪在“废钞”、统一财税政策等方面采取“铁腕手段”,但是其暂时回避土地制度、劳动法等核心议题,没有解决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再强硬的手腕也是事倍功半,扬汤止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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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9 q5 K" l; v6 b 最后,莫迪改革间接导致印度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政治策略的制定上,屡屡铤而走险。印度人民党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对内利用宗教对立,大规模煽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印度国内不稳定因素上升。在国内改革遭遇挫折时,对外制造国际争端事件,进行政治“豪*”。60年代尼赫鲁进行土地改革转移国内危机,制造了中印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则是使印度失去了工业化建设的良好时机。当今印度屯兵中印边境,莫迪似乎也有类似打算,无疑这将对印度的未来产生非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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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Q' Q) J% e1 S' _ 两年前,时任印度财政部高官杰扬特·辛哈称,印度已经准备好从中国手中“接过全球增长的接力棒”,“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将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把中国甩在身后”。那个时间点上,印度各种“超越中国”的言论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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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年后的今天,印度经济的表现却给这位先生浇了一盆冷水。而纵观几年来莫迪改革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并未着力解决印度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大有剑走偏锋之势,莫迪改革的最终答卷虽然尚未完全呈现,但是可以预期会让各位满怀期待的看官大失所望。 (作者: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欣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 |